山西忻州市忻府区的村民常林芳的房子被人强占；她只好与儿子在外租房居住。当时，她向警方报了案，但情况并没有改变，一直维持到现在。当地警方最终的处置方法是：将侵害人锁定在常林芳家“监视居住”。

　　
    安邑村，村名寄寓了人们对安静祥和的希望，这个村在山西忻州忻府区北义井乡，村民常林芳的女儿赵美琴一出嫁，不祥和的种子就悄然埋下了，一埋就是十年。

住进“亲家”讨还彩礼

    1996年，赵美琴经亲戚撮合与韩高峰结婚。按当地的风俗，只要办酒席有见证，结婚证后来补办也是平常事。次年，他们生了个男孩，但两人的感情也走到尽头——赵美琴离开了韩高峰，结婚证也一直没补办。
    去年腊月，韩高峰带着孩子找到在超市买东西的赵美琴，让赵跟他回去。
    “我一直在市里打工，这么多年也没见他找我。”赵美琴感到很意外，她和韩高峰分手后，在忻州市的一家纺织厂打工。上班很忙，只有节假日回家看看妈妈，平时就住在厂里的职工宿舍。
    面对韩高峰，赵美琴说不回去。“他就揪住我打，把手机也摔坏了。”韩高峰打完赵美琴后，把孩子往赵美琴身边一放就跑了。
　　转眼到了腊月二十三，韩高峰和其父母、姐姐来到安邑村，向常林芳要孩子，让赵美琴带孩子回家，否则就要退还当初的彩礼和孩子的抚养费。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，这次，韩高峰又把父母留下，自己回家了。
　　“这明摆着就是要住下不走了。我们两家已经八九年没有往来了啊！”赵美琴的父亲赵建斌便请来大队治保主任和干部来劝解。到了晚上，韩的父母就住在常林芳家，常林芳和儿子当晚只好住在旅馆。“他们住了两天之后还劝不走，我就打了110报警。”派出所长赶到，勒令他们离开常家，他们走了。其后又来来去去两次。
    大年初三，按当地的风俗，是给亲人上坟烧纸祭奠的日子，这一天不走亲串友。而韩高峰又和他的父母、哥哥、姐姐、姐夫等来到了常林芳家，他们显然不是来走亲串友的。“韩高峰的妈妈一进屋里，二话不说就躺在床上不起来。”在争执过程中双方动了手，警察接警赶到之后，勒令其离开。韩高峰说，母亲犯急病了，已经打了120急救电话，不能动，“但韩高峰在说打了120之后就又坐车走了”。
韩家的人就这样住下来了。常林芳的这两个“亲家”名叫韩海忙和温翠婵。

警方将韩家人“监视居住”在受害者家

    安邑村的治保主任参与了全程调解，“我们村村民有了事，我们都要出面”。他认为这个事也有两面理，“他们是亲家，不好说是侵占民宅。温翠婵是我们村出去的姑娘，从哪方面说我们都该劝解。要是两家和好了不是更好吗？但看来不行。”
    虽然治保主任认为住别人家里这么长时间“不算回事”，但他还是忠实地履行着治保主任的职责，经常去常林芳家看看这两个人。“一是劝他们回去，老两口在这里住着太受罪；二是他们要是在村里病倒了，我这个治保主任也得管。”
    常林芳的房子院门是一个高高的门楼，两扇很厚的铁门，外面是明锁扣，人进去后在里面用铁横杠一销，外面就无法打开。和周围人家不同的是，现在的常家是“门虽设而长关”，门外的野草长了很高。这家对门一个村民说，偶尔能看见住在院子里的老头老太出来去买菜，然后一块回来关上大门就一天，再也不开了。
    据说，乡司法员来做工作的时候，也是翻墙过去才打开的门，现在他们只认村治保主任。
    韩海忙和温翠婵已经在“亲家”住了280多天，常家早就把电闸拉了，没灯也看不了电视。正房分为一大一小两间，大间有火炕，做卧室兼会客厅，地上一角堆了一堆烟煤块，小间很阴暗，除了做饭用的小灶台，其他地方都布满了尘土。
    韩海忙满头白发，手里拄着拐杖，走路蹒跚。“我们就是要她退彩礼钱！还有孩子的抚养费，给了我们就走。”
  2006年6月6日，忻府区公安局对韩海忙和温翠婵正式下达了《监视居住决定书》：未经执行机关批准，不得离开住处，无固定住所的，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。而公安局指定的居所就是常林芳的这两间房子。警方将“入侵者”锁定在常林芳家“监视居住”。
    韩海忙的打算与警方《监视居住决定书》的要求并无矛盾，他索性表示，他和老伴身体都有病，但再困难也要在这里坚持住下去，直到讨回彩礼和孩子为止。

案件移交检察院被退回

    安邑村公安辖属忻州市忻府区公安局，主管北义井乡派出所的一警官“为这事伤透了脑筋”。
    警官每隔三两天就拉上法规科长去安邑村做工作，“我跟韩海忙说，你这是犯罪了。他就向我这里扑，说那你逮捕我吧。”警官介绍说，忻府区政法委书记为此专门协调公检法部门并请来媒体记者，组织了一次联合行动，对韩氏夫妇强制搬出。那次，随行的医生和法医诊断建议是：韩海忙患重度脑梗塞，如果动作过大或者过于激动就可能引发脑血管破裂致死。这个诊断结果让这次行动虎头蛇尾。“出了人命怎么办？我们执法总不能死人。”警官感慨道。
    忻府区和定襄县相邻，常林芳和韩海忙分别属于这两个不同辖属。定襄县公安局政委原来是忻府区公安局的老政委，所以在这个案子中也表示积极配合忻府区局。
    负责此事的那个警官曾经动员两家去法院打官司。“但他们都不去，谁也不让步，只找公安局。”
    今年6月，忻府区公安局把案件移交到检察院，请求对此案提起公诉，但被检察院退回。检察院的理由是：犯罪行为没有中止，公安机关既有侦查搜求证据的义务，同时也有维护治安制止犯罪的职能。提起公诉的前提必须要中止犯罪行为。另外，“公安局怎么能在被侵害人家中对侵害人实施监视居住呢？我们认为这不合适。”忻府区公安局和检察院同在一楼办公，但检察长认为这是公事，“不该立案的就不能立案。”他说，公安局确实存在不作为。
    从韩海忙住进常家开始，常林芳的儿子赵建斌就开始奔波：派出所、区公安局、区政法委，“只要是区市同设的机关，比如区市委、区市政法委、人大、政协，这些都跑遍了，最高的到山西省公安厅。”
    忻州市公安局局长、书记、忻府区委副书记、区长、忻州区委政法委书记……这些机构和领导的名字已经被赵建斌背得滚瓜烂熟，他们都是接访人。
    常林芳家有一个上访记录的专用本，记了厚厚十几页，平均每三行就是一次上访经过。
    5月23日，忻府区公安局信访科向常林芳出具了《公安机关受理信访事项告知单》：自受理之日起，将在60日内向其做出书面答复。常林芳满怀希望地等待着。
  然而，常林芳至今还没有见到忻府区公安局的书面答复。

僵局如何打破？

    “既然房子产权属于常林芳，那她当然有权利主张。韩家侵犯了人家宪法规定的权利，宪法保护私人财产不受侵犯。”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磊对这个案件看法旗帜鲜明。
    一方面是有权利主张，一方面是侵占行为一直在继续，由于警方执行有难度，致使拖了这么长时间得不到解决。
    “怎么不能执行？看到有人正在杀人，你就不去制止呀！”吉林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丁凤礼从前做过人民法院的院长。他认为犯罪行为没有中止也可以起诉。但他对忻府区公安局监视居住的做法感到很奇怪，“监视居住应该在被监视人自己家里或者指定的处所，怎么能监视在别人家里呢？这相当于肯定了侵占人的合法侵占，变相赋予了他一种合法居住权，甚至是纵容犯罪。”
    北京的徐志勇律师认为，忻州区公安局涉嫌“不作为”，公安局有职责排除这种障碍。“至少从治安角度上说，这是公安局职责范围内的事，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。执行这个案件不是特别复杂，公安局可以先发个公告，然后就找医生把他们抬走，可以全程录像……”
    现在的情况是：韩海忙夫妇不讨回彩礼和孩子，死不搬出；常林芳母子东奔西走盼望回家；忻府区公安局苦做工作惮于强制执行。
    他们几方现在就这样僵持着。这样的僵局如何打破呢？

（本版摄影郑建峰）